各位专家、各位中青年朋友，我今天来参加柴德赓先生诞辰110 周年的纪念会，同时也是一场学术研讨会。

    今天我尤其想讲的是1963 年白寿彝先生请柴德赓先生到师大来讲课，我去听了，题目就是《王西庄与钱竹汀》。

    今天要讲的是柴先生的《王西庄与钱竹汀》这篇。我作为柴先生的学生、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员，我就讲讲那时的经历。诸位可以想象，援庵先生、青峰先生都是功夫下在考据上的。所以柴先生的文集叫作《史学丛考》，是对的，所收的也有这篇《王西庄与钱竹汀》，虽然是考，但这篇也是论。可是一到解放后考据之学被认为是烦琐考证，不能适合时宜，没有理论，接受批判。所以援老停笔，不写文章，柴先生也一时写不了文章。毕业以后，我被分配作世界史，我们那届同时毕业的三位，还有龚书铎先生、王桧林先生，他们二位都搞中国史。学校说我会点外文，要我搞世界史，那就服从分配搞外国史。我毕业三年，柴先生当三年系主任，我和柴先生接触比较少，反过来和白先生接触比较多。白先生很快就发现了我，因为白先生住西单，我也住西单，上班下班不管新的师大历史系是在和平门外还是在北校（老辅仁定阜大街），还是到新校（现在师大这个地方），我们上班的路上，都经常同时坐车，白先生看我在车上看外文，就和我聊天，他发现这小青年还懂得一点中国史，所以那时和白先生来往比较多。再说一个事，我之所以知道白先生，第一个是谁介绍的呢？是柴先生。当时有一个新史学会[中国新史学研究会]，在南池子（欧美同学会[1]）开会，柴先生就带我这么一个学生去了，柴先生去开会，学生没有资格，他带着我, 这样可以。讲演的人是谁呢？就是白寿彝先生。柴先生就把我介绍给白先生，我那时就认识了白先生，但白先生并不认识我，很快就忘了。后来到师大我入世界史教研室，白先生是中国史教研室。当时系里情况复杂，柴先生的处境很困难，我没法和柴先生在一起，那时白先生对我也很关注，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和白先生来往较多。我觉得柴先生在辅仁期间起了作用，在师大也起了作用。

    柴先生是1955年离开北京的，当时送柴先生上火车，我去的。我给柴先生提着小箱子，坐的是头等车厢的卧铺，他坐的是特别的头等车厢和现在不一样，也不是现在上下层二（四）人一个包间，是一个人一间，一张床、一张办公桌，有个灯。柴先生说安排好了，现在我就准备打开桌子坐在这看书，很讲究。正在此时陈乐素先生（就是智超先生的令尊）到了，然后我就告辞回去了。

    那么以后师大白先生当系主任，白先生跟柴先生的学术风格有什么分别？白先生继承了援庵先生的学术吗？继承了，继承了哪些援庵先生的学问？先讲二位先生原来的性格是不同的。柴先生我知道，我做学生的时候和柴先生往来很多，可以到他家里去谈，柴先生掌故非常多，我爱听。我们家乡老辈也会讲几句掌故。所以我在柴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写过一首词《鹧鸪天》[2]，

    柴先生研究学术搞考据，讲掌故，柴先生能诗能文，古文写得很漂亮。我呢，也凑合懂一点古文，还能作点诗。所以为什么纪念柴先生诞辰100周年时写一首词，我要告诉柴先生，您这个学生对您还是有些了解的。柴先生书法好，我的字一般，偏偏得到柴先生的夸奖“刘家和字写得好”，其实我知道不行。柴先生是亦步亦趋跟援庵先生学的，柴先生“才高”，思维敏捷。

    白先生呢，是“高才”。白先生是什么情况呢？早年家里很有钱，他在开封上的是教会中学（圣安德烈中学），所以白先生的英文也很好。结果白先生考到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当学生，那时援庵先生也在国学研究所当导师，他不止在一所学校当导师。白先生不是援庵先生直接指导的，直接指导他的是黄子通先生。老先生问白先生：“你将来想搞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想编哲学史。”结果黄先生给他来了一句：“我看你是趾不高而气甚扬。”拿本英文书给他翻，规定四星期白先生向他说明书中观点并提出自己看法。白先生固然是教会学校毕业的，外文不错，白先生也看[得懂。黄先生一考，说：“不行，你这不行。”

    黄子通先生后来指导白先生，做的论文题目是什么呢？《周易本义考》[3]。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考，有可考吗？有可考。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写成之前不是有程氏易学吗？易学，《程氏易传》，这个东西有很多纠葛，白先生考这个。所以白先生深知道在这时受到陈援庵先生的影响。我看白先生《陕甘劫余录》里写的，很广泛，不是一般的学者能达到的。白先生讲朱彝尊的《经义考》，不知在座的有没有搞中国史的同学，有几个看过《经义考》、知道《经义考》的价值。白先生讲得很清楚。我也看《经义考》，《经义考》是只讲经书的。目录学有两种，一种是藏书家目录学（那是讲版本、善本的），一种是读书家目录学。在读书家目录学中又有两种，一种是只讲现存书，《经义考》这书不是，《经义考》就同郑樵的“二十略”（《艺文略》）一样，存书、佚书都讲。郑樵讲的这个，没有讲细讲原因。其实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就是存佚都讲的。为什么？朱彝尊讲得很清楚，佚书虽然佚了，但只要有序，有人评，他都给记在内，上面有的都可以。《经义考》告诉我们读书必须看序，看过序再读书和没有看的劲头根本完全不一样。白先生的特点是什么呢？白先生高才，高才是什么，白先生理论行，解放后很快就动笔写文章，文章一篇篇发。柴先生这时就要有个时间适应期。我讲白先生的确是高才，但他的倾向是论。柴先生重的是考，援庵先生是以考为根据的。援庵先生不是不重视论，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怎么不是论呢？《开封一赐乐业教考》怎么不是论呢？包括《通鉴胡注表微》也有论，但是都建立在考的基础上的论。这是第一辈老先生的论，到第二辈时，白先生从来都是宏观的论。

    柴先生是1955年秋天走的，天有凉意[4]。1963 年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邀请柴先生到北京来讲学，讲学一段时间，不是一讲。这时候白寿彝先生请了柴德赓先生回来[讲课]，我去参加听讲了，地点是新一教室，一个下午。讲的是《王西庄与钱竹汀》，这篇文章照说现在看到的文章要比当时讲的多，因为讲不能讲多少[5]。听他这次讲课，我觉得醍醐灌顶。讲演下来以后，白先生就跟我讲：“家和，柴先生原来是这么能论啊，这个文章写得真是到位！”（原话我记不住了）大加赞扬，这是我亲耳听到了。念东编注的《柴德赓来往书信集》家书里有柴先生给柴师母的信里也说到这事，当天晚上白先生还请他吃烤鸭，何兹全先生作陪[6]。这次讲演，对白先生来说彻底改变了对柴先生的看法。这篇文章好在哪里？好在你说它是不是考？它是考，但是这篇文章论得真深呵，没有深考就不能论得深。如果讲考，柴先生这篇还没有考尽，这是很明显的。考的时候要知道到论的时候哪些考最主要。清代学术内容太丰富，所以他的《清代学术史讲义》一开头讲清史最难考。

    现在正式说这篇文章。白先生盛赞这篇文章，所以我感觉到援庵先生的学术这时在柴、白二位先生中间是变成合一的了。这是对于我们来讲，对北京师范大学学术传承来讲（包括你们搞文献的）真正是留下了一个宝贵的遗产，珍贵的遗产。这篇文章是1963到1964 年间写的，后发表在《史学史资料》。为什么这篇文章没有在别的地方发表，大概白先生打过招呼[7]，“给我吧”。我讲这些主要是说，应该是援庵先生的学问通过白、柴二位先生继承，在我们师大能够有所发展，有所发扬。可是我呢，虽然还没有昏聩，但是已经差不多糊涂，愧疚的是眼睛看不见，也差不多了。

    这篇文章，不提赵瓯北，而提钱和王，为什么？赵瓯北是一个类型，真正的要讲史学、经学还是钱、王。这两个人很相像，又是亲戚。南方有句话，亲不过郎舅。钱大昕是王鸣盛的妹夫郎，钱比王小六岁。雍正时人，活得比较长，到嘉庆初年去世。这两个人，能诗能文。王是家庭富有，家里很有钱。王是高才，王是很早科举成功，考中探花。（我觉得读柴先生这篇文章，我们需要知道清代科举、官制，包括人名、官职、品位，这些都需要知道，没有一点知识是很难了解的。严格地说读柴先生的文章到现在也都需要注了。）王鸣盛考试的就是这样的情况，当时的规矩，考试一榜三名，这叫进士及第：第一名是状元，第二名是榜眼，第三名是探花。第二榜就是赐进士出身：二榜第一名是传胪（第四名）。凡是前三名出来以后就是翰林学士，官位的底子基本上打定了，在二品这一层次，这是很容易发的。王鸣盛考的是这个，所以官升得也快，当过学士，当过礼部侍郎，最终也得皇帝欣赏，后来在上任福建乡试主考官的路上买了一个妾，这事被别人告了，告了以后就被贬了职，就左迁到光禄大夫（光禄寺卿），品级降一等，由二品到三品。后来母亲去世，趁着丁忧，四十多岁就休官，到了苏州。可是王这个人的性格富而骄，赵翼曾有赠王诗云：“却羡贫官做富人。”说他家里很富足。还有一个，柴先生只点到一点，没有细说，细说就是《啸亭杂录》。《啸亭杂录》是清代一个重要著作，你要知道这个为什么重要，读其书必知其人，要知其人必知其世。礼王府在哪里，在现在的西皇城根南街。昭梿早年没有什么事情，所以他知道清朝的材料特别多。这本书我没敢细看，他讲好多官制。昭梿在《啸亭杂录》中说王西庄有贪污失职，所以说这个人的人品不太好，他所以被人告也因为在朝中为官时闹一些矛盾。但是他明白，事出有因，他在家里官品那么高，家里有钱。钱竹汀则不同，钱的家里父亲、祖父都是老秀才，教书的。钱倒是很聪明，考秀才的时候以后，考中第二名，他才十五岁结果被王鸣盛的父亲发现了，就把小女儿许配给钱大昕，这样钱大昕是王鸣盛的小妹夫。钱大昕考秀才考得很好，可考举人不顺利。乾隆南巡（1751），那时文人都献赋，钱大昕的赋被乾隆看中了，乾隆御赏他一个举人。御赏举人后钱大昕和王鸣盛同时考进士，大舅爷王鸣盛考的是探花，钱大昕考的是二榜进士。这名次就差下了，官品就不同了。一榜前三名是直接做翰林，第二榜就开始变成庶吉士，庶吉士可以是学习做官，学习期满以后叫散馆，散馆以后分配到詹事府。詹事工作本来是东宫教皇子读书，做点文书事，没有实权，所以这个情况也同[王鸣盛] 不一样，终在詹事府，二级官。钱大昕最高做到少詹事（四品官）。所以王鸣盛比他高二品，被贬过后也高一品。这里讲他们二人处境与性格大不相同。从前说要阶级分析，这两个都是地主阶级，讲世界观都是三纲五常，就没有区别。所以柴先生这时候知道，除掉这个以外，讨论人品还要讲大节，对于清朝入关问题。王、钱他们都是嘉定人，大家都知道有“嘉定三屠”，杀得很厉害：“扬州十日”和“嘉定三屠”。清兵在北方遇到的抵抗少，到江南一带抵抗多，这很奇怪。在北方，傅斯年先生的祖先就是清朝开科后的第一个状元傅以渐，傅斯年先生不太愿意说。王、钱这两人对清朝入关和文字狱问题是噤若寒蝉，绝对不敢说。王鸣盛这个人是爱发议论的，可是对此也不敢发，他的《十七史商榷》写到《五代史》就完了，后边不敢评，宋辽金元明都被排除了。钱大昕的《廿二史考异》对《明史》还是不能触动的。在清代学者个人不敢讲《明史》有问题，清初修的《明史》，怕文字狱特别是触动做《元史》，这个柴先生极为敏锐地看出并指明，知道元史就是所谓知道清史，满汉之间还是有区别的，有歧视的。可是这个杭大宗上皇帝书，说满汉不平等，汉人官太少，差点被杀头。所以王鸣盛和钱大昕都知道避讳这个。三个要避讳：三纲五常要避讳，明史要避讳，清朝的事要避讳，他们都知道。可是要真正进一步钻研两人的区别，看起来王西庄有才华，可才华不深入。王西庄非常自负，说我是经学有《尚书后案》，其实《尚书后案》不能说是没有贡献，可是《尚书后案》，在辨伪古文《尚书》方面。其实经过阎若璩、惠栋的考据之后，《尚书》伪古文的伪就基本定案了，这都在王鸣盛以前，所以他写《尚书后案》并无特殊贡献。经学是这个情况，史学呢？他有《十七史商榷》，名字为什么叫“商榷”？商榷不像札记，商榷就是要批评的，要批判的，Criticism。不是类比，是分析批判，是考据的辨。所以在《十七史商榷》中批驳的人多了，所以援庵先生专门写过文章，说王鸣盛好骂人，援老举过例子，柴先生也举过一些，说骂得有些出格的。从这地方比起来，就和钱大昕不一样。譬如讲《汉书》，读《汉书》不能不看颜师古注。颜师古是颜之推的后代，是很博学的。师古注也不是他一家注，是集注。如果没有师古注，我们不知道那么些家注在里面。所以读《汉书》没有不读师古注的。可是在王鸣盛眼里，颜师古是什么？其实颜师古是很渊博的，那么钱大昕呢，对颜师古就很重视。钱大昕把人家的优点尽可能表扬，至于缺点就不说了，我讲这个大家当然能够认同，所以钱大昕说我们一定要对古人要有敬意。你们看陈援庵先生是怎么教导我们的，“我们要对古人要有敬意，我们对前辈学者要有敬意”。我们[ 不能] 学习一点东西就了不得了，就把前人看成如粪土。

    对于诗文，王、钱两人都行，王太猖狂，笑钱大昕没有他多。钱大昕的官只做到四品，但官做大以后，这个人知足。这点柴先生的文章讲到了，官登四品，不为不达，也不算小了，生活也可以。这是讲的钱大昕谦逊的一面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王还有一点不如钱，钱是懂数学、天文、历算的。王鸣盛只是对钱大昕这种博学表示不满，可岂止是这些？王鸣盛的《蛾术编》里也讲“小学”，可钱大昕讲没讲“小学”？钱大昕对“小学”的贡献是无法回避的，在《十驾斋养新录》里有声纽表，历史上的范文，都是很著名的。第一个，对韵部的研究，从明朝的陈第到清朝的顾亭林以后，韵部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，声纽的研究却十分忽略。在研究声纽有突破的第一个人是钱大昕。他第一个发现，古无轻唇音，第二个，钱大昕说古人没有舌上音。钱大昕提出就是这两条，一个是轻音，第二条，古时候的卷舌音（大舌头）。所以钱大昕不仅在数学、天文方面有研究，在“小学”，文字音韵上也有不是王所能想象的贡献。所以这样一个情况，钱大昕的东西，不能只在《廿二史考异》里面看，要看《十驾斋养新录》，要看《潜研堂文集》，对这个柴先生是下了功夫的。

    陈老对柴先生要求多看前人文集、诗集，以至于他们之间的书信都要看，这里有好多东西可以看。所以柴先生要讲王西庄，讲钱竹汀他们二人差别，正是在钱大昕的文集里发现一些东西。那时谁敢对清朝表示不满？对满汉歧视表示不满？“嘉定三屠”说不说？钱大昕到什么时候说的呢？乾隆四十一年1776，美国独立那年），乾隆下一个命令，史书要写《贰臣传》，《贰臣传》写洪承畴，明朝投降清的，对清朝有大功的人，写《贰臣传》。为什么？因为乾隆四十一年，当时再也翻不了天了，清朝统治已经非常巩固。所以这些明朝投降清朝的这些人，在当时是肯定的，他们是有功的，但是他们做人不健全，人格不健全。《贰臣传》里人还分两等，有的还是比较好一点，最糟糕不过的是钱谦益（钱牧斋）。清军过来的时候他开城门投降，投降以后又抱怨，说这种人最糟糕。那么吴伟业（吴梅村），大诗人，也在里面，吴伟业有首诗很有名：“误尽平生是一官，弃家容易变名难。”投降以后很懊悔。这是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。乾隆想编《贰臣传》，就是让大家都忠于清朝，这时钱大昕写出来当时抵抗清朝英勇惨烈的事，都写出来了。

    我觉得柴先生讲到钱大昕对清朝的制度的不满，这简直妙绝了，钱大昕有篇文章，在《潜研堂文集》里，明的意思是批评苏东坡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说[当尧之时] 人犯法了，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文章写得很好嘛，可是考官就问你这个典故是从哪里来的？他说想当然，可以看出苏东坡也是才高，想当然地自编典故。所以钱竹汀名义上是批评苏轼，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清朝。清初帝王自康熙至乾隆，凡官吏有罪，经谕旨交王公大臣议罪的，往往议决加重处罚，以待皇帝的削减，表示罪该万死，恩命出自格外。所以这样一个情况都是做好的局，让所有这些残酷暴政都归咎到这些大臣身上。大臣们为加官晋爵，所以无耻得很。这讲当时的事情，我觉得柴先生揭露得真好。然后还有一条，清朝取税，不从老百姓这里取，从商人那里取，商人也是四民之一。钱大昕讲，所收商人的钱不过是把物价提高的那部分（就是剥削），还是落在老百姓头上。清朝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“宰肥鸭”。清朝官制里有些问题，官很容易贪污。扬州、淮扬一带盐商，非常有钱，官贪污也容易。清朝的督抚，尤其总督，他用人都是由他自己安排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源。尤其当学政，学政有什么呢，清官？不是，你到地方上当学政，学生考试动不动塞点礼，权力在你这里。所以到广东当学政是肥缺。钱大昕写《惠先生士奇传》的时候，他写得很好，他先写惠士奇这人如何如何，然后他到广州任学政，主管广东学生读书和地方考试。惠这个人是学者，雍正曾经说过，惠士奇在广州“居官声名好”，调回来以后，命惠士奇去修镇江城，惠奉命去修，把所有家产变卖修城墙。以一人之力来修一个城，这怎么可能。所以修了不久，财产尽了，修不了了，于是罢官。清朝的办法就是先减轻老百姓的赋税，从贪官污吏这里收取。柴先生讲的这几句话对，这是逼着下面贪污，你不贪哪里来罚俸。官要不贪的话就要饿死，这都是柴先生的话，这些地方写得极其深刻，对清朝真正的了解。所以我觉得柴先生这篇文章写得正像孟子讲的，尚友古人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是尚友也。”要知其世才能尚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清朝的思想，就要把那时的制度、情况了解得清楚，透透地，不能看表面的现象，然后你才能知道内在。所以读钱大昕写的惠氏传的时候，你细心才能看出。

    我觉得这篇文章之所以令白先生赞赏，这里有史、有料、有论，他还没有真考。要是真考的话，能写出大文章来，结果就没有人看了。他考得恰当，把问题都说明白了，是他的优点，也不是简单扣纯粹的帽子，分析入微。我觉得，现在我们作为柴先生的学生，应该把陈援老、柴先生、白先生的学术继承下来，传承下去。所以，白先生是怕我掉进考证、陷入考证，但我还没有完全陷进去，可是我也有一点考证癖，就这么一个情况。所以，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作为我们师大教师，恐怕应该继承的是陈援庵先生，然后是柴德赓先生、白寿彝先生，他们是第二辈，我们是第三辈。我们能要这样发扬陈援庵先生的学术，一代一代地能与时俱进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。

    我今天说到这里，请各位指教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）